3月11日，《福建日报》第十版“博评专页”版块刊载了我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郭丹教授的一篇文章——《行政化倾向亟须改变——中国大学生态纵横谈之二》。文章中，郭院长详细阐述了大学行政化管理的表现和弊端，并发表了自己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必然性等看法。此外，郭丹院长的《努力净化学术风气》、《我们该如何对待经典》等多篇文章已先后被《福建日报》刊登。

    现将《福建日报》上刊登的《行政化倾向亟须改变——中国大学生态纵横谈之二》全文转载如下：

行政化倾向亟须改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中国大学生态纵横谈之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郭丹

    一段时期以来，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成为热点议题。其实，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一个重要的功效，就是加强了对大学的行政化管理。可以说，大学的行政化倾向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。

    大学的行政化倾向，不仅仅表现在大学各级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上，还有更多的表现：

    首先是管理模式的行政化。大体上地方行政上有的管理机构，大学也要相对设置，否则无法对应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并应付各项任务和各类检查评比。大学承载了太多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常常是把大学当做一个行政单位，按照管理其他的行政单位来管理和下达一切工作指标的。一所大学，越来越像一个小社会。这样的结果，必然导致行政权大于学术权。

    对大学的资源分配，也是按照行政的方式进行的。包括师资、招生、毕业（如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）、科研项目的分配等等。申报科研项目，评奖，“跑”博士点、硕士点，都带上了行政色彩。甚至于学术活动都免不了带上强烈的行政色彩。开一个学术研讨会，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不少是与学术无关的行政领导。地方行政部门的领导，掌握的资源太多，权利太大，哪怕一个处长副处长，手里的资源也不得了。

    其次，长期在这样的体制下，大学的领导，更习惯于用行政思维，而不是学术思维来管理学校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不少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，是由地方高一级的党委或政府任命或委派的，并非由大学董事会或教授会推选出来的。有的大学领导，原本就是地方官员，到了大学之后，难免仍然用地方行政的那套行政模式来管理。

    再者，社会上“官本位”的盛行，同样侵蚀到大学内部，它使得教授都愿意去争当一个行政职务，甚至有几十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职位的现象。有了行政职位，不但在位有很多资源，即使退了以后，还有一定的资源可利用。

    “官本位”和行政化的影响，不利于大学教师的培养。因为业务比较突出的教师，容易被提拔为行政领导，这虽然是好事，但繁重的行政事务，占用和耗费了这些本来在科研上大有前途、可能大发展的教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当他陷进这些繁杂的行政事务中，还谈何科研？现行的体制虽给他们提供了某些便利，可是有了便利，如拿到了高级别的科研项目，却没有时间完成，更无法出精品，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，也是当今的大学难以出大师的重要原因。如今我们并没有建立完善的行政岗位轮岗制度，行政岗位工作几年，再回到教学科研岗位上来。行政岗位常是能上不能下。荒废了几年，科研是难以再有重大突破的。

    大学去行政化倾向的实质是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现代大学制度。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建立在大学精神方面，即以学校自治、以学术为大学的生命。有学者指出，西南联大给我们的启示，主要在于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这两方面。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是西南联大成功的精神支柱。民国初年，蔡元培提出“学术自由，学校自治”的方针，使北京大学成为一流的好大学。这些，都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体现。

    大学去行政化倾向，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，目前看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。但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，是大学改革应该迈出的必由之路。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讲话中已经提出必须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，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也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，“克服行政化倾向，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”。社会和大学自身，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。